许宏：寻夏·争鸣·展望——写在二里头考古一甲

寻夏篇

2019，注定是二里头不平凡的一年。从1959年徐旭生先生的夏墟调查，到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开放，整整一甲子。2019，也是许宏先生的总结之年和转型之年，用他的话讲：田野考古工作将告一段落，之后会有更多的写作安排。若以陈胜前教授的博文《成功的考古学家》来定义，称其为最后一种类型再合适不过：深厚的学术功底+生动的文笔，他希冀像保罗·巴恩一样，搭建起学界和公众间的桥梁。目前，近年二里头的发掘报告已交给赵海涛老师率队整理，集成性专著《二里头考古六十年》、大型考古调查报告《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即将出版。

谈到将来，许宏说《先秦城邑考古》在数年后会有所扩充，三联书店主推的“解读早期中国”系列还会有新成员加入，《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最近又有新进展，有望尽快交稿。应多家出版社邀约，他也会和编辑一起选题。许宏希望像德国学者策拉姆写《神祇、陵墓与学者》，何伟（Peter Hessler）写《甲骨文》（Oracle Bones）一样，打通古今，又结合自身经历，写一些公众喜欢读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才能写出的，而非谁都可以写的东西，才是值得一写的。”

“这20年我认为自己的人生轨迹是圆满的，每个人都是‘生也有涯'、精力有限的，不可能在自己任内的20年间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清楚。我们本来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有了一定的成绩和收获，这些又可以作为后人探索的基础，这是我感到比较欣慰的，我们其实起到的是铺路搭桥、增砖添瓦这么一个作用。回首安阳第一代考古人的工作，有时会想这些个“四合院”如果让我们来发掘，怎么可能挖的‘支离破碎'？！但若没有他们的筚路蓝缕，哪有我们今天的认知和技术水平！我们应时刻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尽管考古要保持好奇心。要相信后代比我们更聪明，多给他们留点东西吧，二里头将在他们手里有更大的辉煌。”

图一许宏先生

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近几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的疑古派学者对于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

澎湃新闻：徐旭生先生被誉为“夏史探索的总设计师”、“考古寻夏第一人”等，但在种种光环加持下，徐先生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学者，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许宏：我觉得还是当代人的高度不够。李旻教授的《信而有征：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的徐旭生》高屋建瓴，可以细读。李老师有欧美留学背景，能上升到哲学和思想史的层面去分析，徐旭生先生本就是哲学出身，他的思想深度是我们把握不够的。而谈徐先生须从大的学术史乃至社会史的角度入手，不能仅限于考古。徐先生是通才，有很多独特的贡献。

图二徐旭生先生留法小照（徐旭生家属提供）

我对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总体认知：学术史并不是单线演进的。百年以后，方可做这样的大分期。

第一代学人，其高度是后人难以企及的。他们正好处于西风东渐、社会板荡、思想变革的年代，他们一直在思考中国命运的大问题。这代学人学贯中西，如徐旭生、李济、梁思永先生（我把夏鼐先生往后归），属觉醒的一代。第一代学人从一开始就站在了世界学术界的最前沿，整个层次高度就不一样。20世纪10-20年代，徐旭生、李济等先生学成归国，也就是从那时起，到40年代可称之为第一代学人。

图三徐旭生与友人合影（前排左起：1.董作宾，2.陈垣，3.朱逷先，4.蒋梦麟，5.黄文弼；二排左起：2.顾颉刚，3.马衡，4.沈兼士；三排左起：1.常惠，2.胡适，3.徐旭生，4.李宗侗；徐旭生先生家属提供）

第二代学人，活跃或成长于建国后的前三十年（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三十年整个学科当然有重大的收获和进展，但由于社会形势和国际关系，导致我国学界和外界基本没什么来往，相对封闭的氛围导致包括学界在内的很多领域都受到很大影响。民族主义、修国史成为主要路数，学者们更为关注自身探索，甚至自说自话，缺少一个参照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派”的声音开始出现。但夏鼐先生这种早期海归对此是提出严重质疑的，最近也有学者评价道：只研究当代中国境内的考古，就可以构成一个学派吗？那么由此类推，一个国家就有一个考古学派了。一个学派是一学科内有自己独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学术派别，如历史学的年鉴学派。与“民族精神”无关，与人类发展（过去、现在、未来）有关。如果我们要说一个学派，其特殊性一定要在比较的前提下才能获得、才能成立，但提出这种观点的人恰恰是基本上只作中国学问的学者。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zonghexinwen/2021/0907/54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