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西方史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式之互渗

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基于时间而发生的变化，进而认识和把握其变化的规律。因此，它被称为是一项具有凝聚力的智性工程，并且已经在解释世界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一点上取得了进展[1]。社会学是基于整体社会，以人、群体、社会之间的互动为主要出发点，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状态。两学科在学科建设上虽已渐趋完善，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甚至成为学科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为了突破这种囿限，18～20世纪，西方史学研究出现了社会取向，社会学研究出现了历史取向，本文尝试对这两种研究取向①进行阐述。

在学科发展史中，西方史学研究具有不同的思维范式。由于方法论取向不同，导致历史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从西方史学发展的历程来看，史学研究渐趋表现为社会取向。笔者将从18世纪启蒙时代、19世纪兰克时代、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年鉴学派史学这三个历史时期，对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进行介绍。

宗教改革截断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平等、自由、人文主义发展道路，重新确立了宗教神学统治，造成了宗教和封建制度并行式对社会的控制。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再次向宗教和封建制度发起讨伐，力图恢复“近代精神”，建立理性价值体系。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来源于近代以来形成的以牛顿力学为中心的唯物主义自然科学观和唯名论哲学思想的融合，在史学上表现为理性主义史学观。伏尔泰（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把理性主义作为史学理念，批判宗教和封建上层及其思想形态。伏尔泰认为理性支配历史，是历史发展的前进动力，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理性或人性与迷信、一切邪恶做斗争的历史。只有启发人们的理性，发扬理性的权威，历史才会进步[2]。

从伏尔泰的思想体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的宗教极端统治和封建制度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这些是阻碍社会发展和人性、理性发展的桎梏。因此，在他的文学作品和历史著作中对这些内容是批判的、否定的。进而，他把目光转移到人类社会的其它维度，聚焦于人类社会生活。基于此，伏尔泰的《风俗论》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壮观的世界人类全景图。

《风俗论》篇幅浩繁，内容庞博，所涉及的地域涵盖了欧洲、亚洲和美洲。导论以人类生活的地球环境变迁开篇，从环境写到宗教、人种、文化、风俗，甚至到语言文字。伏尔泰巨细而深刻的研究旨在挖掘隐藏在文化环境下的民族精神，展现人类社会生活的本真状态。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早期人类社会理想调节模式，在制定法产生以后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他还指出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是多方面综合因素影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结构、功能和协调是均衡的、自由的、和谐的。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又把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印记到社会的文化背景载体上。《风俗论》这样讲到：在这些未加工的素材里，删去那些令人生厌而不真实的战争细节，而保留其中描写风俗习惯的材料，力图从这些材料中整理出人类精神的历史[3]1-2。自然法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适用于所有人，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自日本列岛的穷乡僻壤至我们西部海岸，莫不如此[3]227-228。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人类，经过许多世纪以后，一些社会就建立起来了，进而形成国家。一个民族的进步，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宗教、法律、政体、风俗、饮食以及书写、表达和思想方法都有很大关系[3]21-48。因此说伏尔泰的《风俗论》从政治和战争这些传统的历史主题转向关于习俗和风俗发展的社会史研究[4]5。从这个意义讲《风俗论》是社会史萌芽形态。除此之外，欧洲博学派的复古式历史编撰和研究使史学关注的重心有所转移，不再是仅仅以政治史为中心，推动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爱德华·吉本的历史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对政治史进行关注，又投入大量的篇幅去阐述宗教和法律，俨然是一部社会史。德国史学家约翰·约阿辛·温克尔曼以古物遗迹为线索完成了著作《古代美术史》，全面阐释了社会艺术的起源、发展和变迁，呈现出了人类艺术的发展史。18世纪，博学派的史学研究与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进行合流，大幅度地拓展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强化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社会取向。从启蒙时代的历史著作来分析，理性主义史学观体现出了史学新的思维和范式，赋予史学概念以新的内涵，社会整体史观显现。历史研究向社会下层以及其它维度表现出了隐喻的、潜在的倾向性。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