忌嫁祸于人公文写作忌之十六

秘书撰文都是奉命而作的，必须完全按照领导意图撰写，按说很难发生嫁祸于人的事情。然而历史上时有这种事情发生。本文所写的两个故事就是明证。

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金末元初著名学者和诗人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取得的成就历来为人所称道，尤其是他的七言近体诗，对景抒情、借古讽今，饱含着深沉的家国之忧，在宋以后更是数一数二的大家。可是，这位被称为“元才子”的诗文名家，在他晚年和身后却饱受世人诟病，其中主要原因，就是金朝灭亡前夕，蒙古军围困金朝首都开封，金哀宗仓皇出逃，时任左司员外郎、翰林学士知制诰的元好问参与了叛将崔立功德碑文的撰写。因此事有涉“名节”问题，所以人们或微词婉讽，或感慨称惜，一直非议不断。

金朝叛将崔立原任安平都尉。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金军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几乎全军覆没。三月，蒙古军围攻开封，金朝岌岌可危。十二月，金哀宗以“亲征”为名弃城出逃，将首都开封托付给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史完颜习揑阿卜留守，崔立则被授予京城西面元帅之职。

自蒙古军围城以后，开封城几乎成了一座死城，米价高涨，百姓粮尽，只要能下肚什么都吃，甚至人吃人的事也有，市民们都害怕自己被别人吃掉。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却只知死守，全无应对之策，官民愤怒，感到绝望。为求生路，不少人产生另立君主、以城降蒙古的想法。野心家崔立抓住这个时机，于天兴二年（1233年）正月联合少数亲党发动政变，杀了完颜奴申和完颜习揑阿卜等十多位官员，自称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然后开城纳降。

崔立投降蒙古后，自认为他的“壮举”避免了蒙古军屠城，拯救了全城百姓，便要大臣们给他建立功德碑，梦想“流芳百世”“永垂不朽”。但当时在翰林学士院任职的元好问和王若虚都不愿意写这篇碑文。王若虚甚至对元好问说：“现在征召我作碑文，不服从就会被杀死，作了则会名节扫地，不如死了为好。”因而极力推辞。后来，他们就把此事推给太学生刘祁和麻革，想让这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捉刀代笔。哪料想刘祁和麻革也想维护和珍惜自己的名誉，说什么也不当这个“冤大头”。为了逼其就范，元好问和王若虚不仅编造了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半是哄骗半是威胁地非要他们撰写这篇文章不可。僵持多天之后，虽然万般不愿却又得罪不起的刘祁这才写出文章初稿，交给元好问和王若虚修改审定。

此事记载在《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六之中。原文如下：

乃召太学生刘祁、麻革赴省，好问等喻以立碑事，曰：“众议推二君，且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祁等固辞而别。数日，促迫不已，祁即为草定，以付好问。好问意未惬，乃自为之。既成，以示若虚，乃共删定数字，然止直叙其事而已。既以兵事，碑不果立。

刘祁虽是一介布衣，但很有文名，文章写得相当好。可是元好问看过他写的碑文后却不满意，只好自己动手写了一篇（也有说是在刘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之后又与王若虚共同商量，一起删改了几个字，这篇碑文就算定稿了，内容只是“直叙其事”，并没有昧着良心为崔立大唱赞歌。此文献给崔立后，刘祁等人受到“特赐进士出身”的“奖赏”。因一时找不到石碑，就将尚书省大门左边原来由宋徽宗亲笔题写的“甘露寺碑”磨光，然后镌刻了这篇碑文，元好问的手稿他自己当时就烧掉了。几天后，蒙古兵进入开封，大肆抢掠，城内乱成一锅粥，不久崔立本人也被部将杀死了，这块功德碑后来是否树立了已经无人关心，也就不知道结果如何。这就是历史上饱受争议的“崔立碑事”或“甘露碑事”。

参与撰写崔立功德碑文的元好问、刘祁等人，虽然都是被迫的，且碑文也只是敷衍成文，并无阿谀奉承之辞，但此事毕竟关系“名节”大义，而这一点又是所有正直的士大夫特别看重的，所以当事人的心理都非常脆弱和敏感，都把这段不堪回首的经历视作一场噩梦，都想早日从中解脱出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几年后，刘祁才特意写作了《录崔立碑事》一文，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

在该文中，刘祁对自己被莫名其妙地裹胁到“崔立碑事”之中虽然耿耿于怀，并对企图使自己置身事外而“嫁祸于人”的元好问、王若虚等人略有微词，但总体来说还是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严于律己的自我解剖精神，其主要表现就是作者敢于直面现实，不为自己开脱回护，而是穷尽事实、和盘托出，留给后人评说。因此，刘祁不仅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全部经过交待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而且坦率承认是自己的“少年之过”，当终身引以为戒。（《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1/0620/5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