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易学与史学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 (1036)，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几乎涉及到了当时知识分子所关注的任何一个领域，自然也包括易学与史学。苏轼的易学代表作是《东坡易传》，其治《易》风格独树一帜，陆游称赞其“自汉以来，未见此奇特”。因其治易风格迥异、兼修各家，似乎显得有些杂而不纯，故也被后世理学家所诟病。朱熹作《杂学辨》就以苏东坡的《东坡易传》为首，尚且不论朱熹的点评如何，但是从侧面可以看出苏轼易学的地位。随后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就高度评价了《东坡易传》，说苏轼解易是：“……至其他推阐理势，言简意明，往往足以达难显之情，而深得曲譬之旨。盖大体近于王弼，而弼之说惟畅玄风，轼之说多切人事。其文辞博辨，足资启发，又乌可一概屏斥耶。”[1]3-31四库馆臣指出苏轼在承袭王弼易学基础上摒弃了当中的玄学成分，以《周易》的易理结合人事推阐理势，用来谋求对于现实的追求。至于苏轼的史学成就更是硕果累累，其史料笔记《东坡志林》和《东坡书传》就是其力证据，而且在《四库全书总目》当中还评价《东坡书传》，说：“就其书而论，则轼究心经世之学，明于事势，又长于议论，于治乱兴亡披抉明畅，较他经独为擅长。”[1]18-1四库馆臣还引用了朱熹这样对苏氏蜀学颇多微词的反对者对于此书的肯定，说：“《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 作一句，‘荒度作刑’ 作一句，甚合于理。”[1]18-1总之，苏轼在史学与易学领域都有着非凡的成就与造诣，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而在此基础上，苏轼对于易学与史学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形成一种易、史互动的思想。

众所周知，诞生于卜筮之术的《周易》及对其解释、阐发所形成的易学，与史学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以《周易·巽》九二爻“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中的“史”“巫”并称为起点，之后无论是像 《左传》《国语》《周礼》之类的传世典籍，还是诸如马王堆帛书《周易》那样的地下出土文献，都不约而同地反映出了易、史间的密切关系。这种互动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两者在先秦时期业已展开了思维理论层面的“对话”——“先秦史官是通《周易》的，他们不少人结合现实，以《易》的通变思想的辩证思维方式，来思考历史、现实的运动趋向”。自此，易学与史学的联结在中国学术思想的长河中一直不绝如缕。而宋代是传统易学、史学发展的高峰期，两者间的借鉴、浸润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其主要成就，自然是出现了“两派六宗”之一的“史事宗”。但正如学者所言：“以史证易，也不当始于李光、杨万里。实际上，以史解易在欧阳修、司马光那里，已经看得很清楚。即使是象数派、图书派，又何尝不言史?”[2]116换而言之，易学与史学间的相互借鉴，在宋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已是一种蔚为潮流的现象，仅凭传统意义上的数人研究，无疑不能展现出“天水一朝”易史互动之全貌。有鉴于此，本文将视域置于“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的一代文豪、蜀学领袖苏轼身上，通过对其庞大思想体系中易、史互动因子的综合分析，在进一步审视东坡居士于易、史领域理论创获的同时，更以期为宋代易史关系的深入研究作出了有益的补充。

一、易学的“忧患”思维与其“见盛观衰”的史学思想

毋需赘言，苏轼生活的年代正处于北宋积贫积弱的时期。此时的北宋虽表面四海升平，但社会底层却暗流涌动，存在许多威胁北宋政体的因素。在苏轼看来此时的北宋“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3]775。苏轼政治上居安思危的意识一方面源自于现实的考量，另一方面来自于易学与史学的相互融合。在史学上，苏轼曾直言“好观前世盛衰之迹”。具体言之，就是将历史兴衰的经验作为教训警醒世人，同时苏轼在对于许多历史事件的评论也是依照这一原则，从历史的盛衰发展去把握脉络，而并非一时一事，苏轼“见盛观衰”的思想就在此基础之上得以建构发展。苏轼在《士燮论》中说：“鄢陵之役，楚晨压晋师而陈。诸将请从之，范文子独不欲战，晋卒败楚，楚子伤目，子反殒命。范文子疑若懦而无谋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诛，厉公弑，胥童死，栾书、中行偃几不免于祸，晋国大乱。鄢陵之功，实使之然也。”[3]308-309晋楚鄢陵之役，晋国诸将皆请战，唯独范子文反对，最后晋军大胜，满朝文武都认为范子文是个懦弱无谋之辈。但是苏轼从整个历史发展的眼光进行看待，指出在鄢陵之役的一年之后，晋国接连出现巨大的变乱，而造成祸乱的导火索就是鄢陵之役。范子文请求不战，正是看出此时的晋国看似强盛繁荣，但是却暗藏着许多尖锐的矛盾，一场无意义战争的取胜不仅不会缓和矛盾反而加速王国的分崩离析。自然，苏轼“见盛观衰”的忧患意识不仅来自于史学上的认知，而且更与易学密不可分。首先《周易》这本书就直言不讳表达出忧患思维，如：“《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苏轼的易学更是有鉴于此，例如他在蛊卦中提出了“久则生蛊”。他说：“器之不用而虫生之，谓之蛊；人久宴溺而疾生之，谓之蛊；天下久安无为而弊生之，谓之蛊。《易》曰：蛊者，事也。夫蛊，非事也。以天下为无事而不事事，则后将不胜事矣! 此蛊之所以为事也。……下莫逆而上无为，则上下大通而天下大治也。治生安，安生乐，乐生媮，而衰乱之萌起矣! 蛊之灾非一日之故也，必世而后见。”[4]36苏轼认为人如果长期处于安乐的环境就容易滋生腐朽，同样的想法苏轼在《晁错论》当中也有所说明。他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3]365认为天下间最难应对的祸患，就是表面看起来太平无事，实则有无法估计的隐患。在“久安生蛊”的思维基础之上，苏轼在丰卦中进一步丰富了“忧患”思维的内涵，提出了“丰余则溢”。他说：“ ‘丰’ 者，极盛之时也。……盈而亏，天地鬼神之所不免也，而圣人何以处此?曰：‘丰’ 者，至足之辞也。足则余，余则溢；圣人处之以不足，而安所求余?故圣人无丰，丰非圣人之事也。”[4]103苏轼从极盛易衰、丰余则溢论之，以为“圣人无丰，丰非圣人之事”，即不能在事物已经衰败之际谋求新变，只有在未达到极盛时就要去考虑。当然，苏轼对于易学“忧患”思维的思索不只是仅限于蛊卦与丰卦之中，而是对于整个六十四卦的卦爻与义理内涵都渗透着一种忧患意识与人文情怀。他说：“卦所以有‘内’、‘外’，爻所以有‘出’‘入’ 者，为之立敌而造忧患之端，使知惧也。有敌而后有惧，惧而后用法，此物之情也。忧患之来，苟不明其故，则人有苟免之志，而怠于避祸矣。故易明忧患，又明其所以致之之故。”[4]142由此可见，苏轼在易学上对于“忧患”的思考与其史学“见盛观衰”的史学思想是具有一致性的，从本质上都是讲明人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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