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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伯赞与湖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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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湘”一词,“湖”得名于洞庭湖,“湘”得名于湘江。湖湘文化是由众多湖湘儿女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积淀,继承了古代的中原文化的精华,并且吸收了巴文化
“湖湘”一词,“湖”得名于洞庭湖,“湘”得名于湘江。湖湘文化是由众多湖湘儿女千百年来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积淀,继承了古代的中原文化的精华,并且吸收了巴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的特点,深深扎根于湖南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作为重要的精神食粮,哺育了许多英雄豪杰,包括翦伯赞在内的湘籍史学家吸收并继承湖湘文化,又与时俱进,积极践行着湖湘文化的精义,以不懈的努力丰富湖湘文化的内涵。
一、家庭与湖湘精英对翦伯赞的影响
在工作和学术上,翦伯赞一直保持着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精神,得到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认同。翦伯赞这种精神的养成,不仅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而且受同时代湖湘精英的影响。
(一)典型的湘籍家庭
翦伯赞出生于湖南桃源,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翦伯赞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均是在湖南桃源度过的,直至19岁才去外地求学。毫无疑问,湖湘文化对他的熏陶从童年就开始了。翦伯赞的父亲是清末的秀才,也是当时著名的数学家,人送雅号“翦几何”,父亲给了翦伯赞最早的启蒙。翦伯赞读中学时,父亲发现他喜欢读历史小说与戏剧,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的兴趣,让他在课余时间阅读《资治通鉴》,还要求他在书中的重要部分用红笔做标注,定期检查。刚开始,翦伯赞对这种学习方法并不适应,经过一番努力后,翦伯赞对《资治通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用了近三年的时间将这部书读完。早期在学习方法和知识上的沉淀为翦伯赞以后的学术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翦伯赞在常德中学读书时,宋教仁常来演讲,倡导救国救民之道。作为学生的翦伯赞虽然年幼,对于一些议论并不是很懂,但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翦伯赞的爱国主义思想逐渐萌发。
(二)同时代湖湘精英的影响
1926年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不久便攻下长沙,并且迅速向湖北挺进。出于对国家的担忧,翦伯赞于同年9月离开了老家桃源,直奔长沙,参加国民革命军。他适遇中学时代的同窗、桃源同乡董维键,在董维键的帮助下加入中国国民党。1929年翦伯赞在北平认识了覃振,当时覃振多次策划反蒋运动,并积极邀请翦伯赞参加。1933年,翦伯赞陪同覃振赴欧美考察司法,游历了亚、非、欧、美等20个国家。后又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两人在北平主编《村治月刊》,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除了共同研讨学术问题外,还一同宣传抗日。翦伯赞于1937年经吕振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上述湘籍精英的结识、相知,改变了翦伯赞的人生道路,促成他走上了救国的革命之路。
二、湖湘文化的“哺育者”
自战国开始,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便尤为突出,历久弥新,成为激励湖湘儿女奋发图强、报效祖国的精神动力。屈原、贾谊、王夫之等坚贞的气节让人敬佩。作为湖湘文化的“哺育者”,翦伯赞继承和诠释了湖湘文化中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博采众长的开放精神及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一)热忱坚定的爱国精神
翦伯赞的爱国主义精神很明显受到两种思潮的影响:一是工业救国论。翦伯赞的父亲是一位厚道老实、专心于教学的人。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经济贫穷落后,才会遭到列强的欺凌。要走富强之路,必须靠工业发展。他希望翦伯赞致力于理工科的学习,将来可以为祖国开矿厂、修铁路,振兴国家经济。二是改良主义。翦伯赞系统读过《新民丛报》中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他赞同梁启超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受其影响,翦伯赞提出,中国要富强起来,必须走法治的道路。翦伯赞的爱国精神体现在他对于救国道路的不懈探索中,同时,翦伯赞积极地将这种爱国精神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当中。
翦伯赞选择救国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几次较大的转变。在翦伯赞中学毕业时,父亲希望他前往长沙考“工专”学校,以便将来从事实业,但翦伯赞希望能够从政,他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家的政局更替,孙中山下野,袁世凯掌权,宋教仁被刺,袁世凯称帝,日本人又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就要灭亡了,我们却不搞改革,不铲除军阀。如果单靠实业来救国家,那要什么时候才能够办到!”在他的坚持和劝说下,父亲最终尊重了他的选择。不久,翦伯赞考取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当时的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受北洋军阀控制,采取帝国主义学校的办学模式,大多数课程照搬日本或者欧美,加上当时政局不稳定,一些官僚、政客把政法专门学校看作宣传各自政见的重要场所,这一切都令翦伯赞感到十分厌恶。因此,入学不到一个月后,翦伯赞便离开北京政法专门学校。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翦伯赞也加入了游行示威、演说的队伍当中。通过这次运动,翦伯赞受到深刻的教育,心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更强烈。后来,翦伯赞亲身经历“大沽口事件”,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改良主义”“实业救国”不可信;直系、皖系、奉系及帝国主义更不可信。翦伯赞深深反思:单靠游行和请愿来救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一定要在思想意识方面改变中国人。“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翦伯赞很快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者和热忱的宣传者。此时翦伯赞相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道路才能救当时的中国。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 网址: http://www.sxjkzz.cn/qikandaodu/2020/1110/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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